曾氏兄弟的“绝活”

   大人物必有绝活，靠它扬名立万，但有些“绝活”太绝了，着实令人吃不消。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堡垒安庆，降兵降将数以万计。曾国荃忧心忡忡，询问麾下猛将朱洪章：“悍贼太多，如何处分才可杜绝后患？”朱洪章胸有成竹，应声而答：“惟有斩尽杀绝，才能高枕无忧！”曾国荃说：“降匪扎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哗变，我军动手，很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朱洪章立刻献计：“派人缓开营门，谎称发放遣散费，每次唤进十名逆匪，半天即可砍完。”曾国荃心知此计可行，就轻描淡写地说：“大开杀戒，我于心不忍，这个差事就交给你办了。”事后，曾国荃写信给大哥，说自己杀人太多，自觉罪孽深重，懊悔不已。曾国藩当即回信呵责道：“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此前，曾国藩已叮嘱过九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曾国荃在安庆杀人太多，尸骸堆积成山，由于处置不当，引发了一场瘟疫，不少湘军士兵染病身亡。

   起先，曾国藩也对于杀人如麻深感不安，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心理解脱的途径。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十，他写信给曾国荃，道是：“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为捍卫名教而杀人，为忠君爱民而杀人，这使他拥有了足敷所用的道德勇气。

曾国荃在安庆屠杀降兵降将，犹如砍菜切瓜，消息传出，天下哗然，因此他遭到了舆论的严厉谴责。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致书湘军大帅曾国藩，建议他大义灭亲，以息神人之共愤。

   关于杀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个相对圆通的看法，他认为，“杀降者不仁，受其降杀之不信”，这固然是古代仁人君子的格言，但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如果“不揆其时，不察其故，不审诸顺逆之大义，不度诸好恶之公心”，一味恪守古代仁人君子的准则，就会受到蒙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贼”，后果不堪设想。他提醒胜利者，加害以下四种投降者是不道德的：第一种是敌方倒戈的将士；第二种是虽为胁从却能够自拔的人；第三种是并非铁下心来干坏事的人；第四种是除了求生的念头之外别无恶意的人。在这四种人中，若有人才，理应录用，给他们洗心革面、赎罪立功的机会。然而有两种人非杀不可，一是逆首，二是反覆无常的乱人。王夫之说：“杀一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杀无恒之人以行法，信也。”真正的仁、信不是不杀人，而是绝不胡乱杀人。因此曾国荃不加甄别，杀害一万余名降兵降将，确实属于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

   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统领的湘军主力攻克了南京城，犹如一群饿虎冲进了羊圈，一帮穷汉闯入了宝山，会是什么结果？身为主将，曾国荃顺水推舟，听任部下烧杀淫掠，七昼夜不停，南京城因此沦为半城瓦砾、半城死尸的人间地狱。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在安庆前线扮演大屠夫，他的四弟曾国潢则在湘乡老家扮演小屠夫。曾国潢借“办发贼”、“办会匪”的名目，冤杀了不少平民。曾国潢手中无兵权，无政权，他要杀人，就得假手于熊县令，熊县令胆小，每过几日就会偷偷地大哭一场，有人问他何故如此悲切，他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权、借我的刀杀人！”县里开码头，照例杀三牲祭神，曾国潢却别出心裁，改为杀人祭神，于是在祭台上杀掉了十六名罪不至死的囚犯。曾国藩得悉此事，极为恼火，他回乡后，决心惩戒一下这位暴戾的老弟。一天，曾国潢睡午觉，曾国藩乘其不备，突然用锥子狠刺了一下他的大腿，曾国潢立刻像挨宰的牲口一样哀号，曾国藩问他何故叫得这么难听，曾国潢回答说：“太痛了！”曾国藩立刻沉下脸色教训他：“你胡乱砍下别人的脑袋，别人就不痛吗？”这则珍闻出自近代报人汪康年的杂记，想必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并非捕风捉影的杜撰。

   曾氏兄弟的“绝活”实在是太绝了，绝人生命，绝人子孙。这类猛人，成功在此，挨骂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