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贪官，中国的老百姓早已深恶痛绝：我们赋予你权力，用血汗钱养着你，是要你为百姓办事的，不是让你们胡吃海塞、中饱私囊、大发"权财"的。反腐败的矛头也直指那些以权谋私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政府重拳出击，将一批有损公仆形象、大捞个人好处的腐败分子揪了出来，并课以重刑，实为大快人心：原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权、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辛业江因涉嫌受贿被判入狱、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判处16年徒刑、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然而，在纳税人养活的公务员队伍中，大量的腐败现象并非都以贪官的形象出现，庸官也是腐败分子，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更严重的腐败。
　　轰动全国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褚时建巨额受贿案在昆明一审开庭时，当地的媒体却没有任何声音，许多云南人对于褚时建感到十分难过惋惜，不管怎么说，褚时建领导的红塔集团是云南省的财政台柱子，全省财政收入的70％来自卷烟和烟叶的利税，其中红塔集团每年上交的200亿元的利税，相当于我国400多个农业县财政收入的总和。褚时建犯罪是因为心理不平衡，也就是这两年大家议论颇多的"五十八九现象"。像褚时建这样的巨额受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对他绳之以法，也在情理之中。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他自找的。当人们过多地把反腐败的目标放在贪官身上时,却忽视了更为普遍的一类腐败分子－庸官，这些人不思进取、因循苟且、饱食终日、义不及言、推诿责任……他们倒是没有贪污受贿之举，看起来清白得很，成天忙于访贫问苦，而不是想方设法脱贫致富，这样的庸官不在少数，正是他们的存在，严重地延误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延误着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步伐。有道是无功便是过。同样的宏观环境，同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勤劳百姓，为什么在不同的人领导下，有着云泥之别？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你没去做，使一方百姓继续受穷，这不是失职又是什么？这不是腐败还能是什么？
　　贪官和庸官充斥朝政，是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在其位不谋其政，滥竽充数，崇尚空谈，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不问不闻，庸庸禄禄，浑浑噩噩，这样的人多了，必然误国害民。在不少人的眼里，庸官现象只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并没有把它上升到腐败的高度，这就使得庸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混饭吃，由于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反而多了几分批评指责干事的人的资本，于是造成了一种"不干事的整干事的"的怪现象。这是十分不正常的。"董阳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目前在一些地方庸官的势力还很强大，可以赶走一个积极肯干的公仆。董阳当了11个月的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做了两件事，一是上级来人一律在镇政府食堂吃5块钱标准的份饭，二是裁减政府官员，混混干部挂账处理，结果是有18名镇干部上书区委要求调离董阳。庸官混事，庸官误事，我们有不少好端端的国有企业，被一帮庸官糟踏得不成样子；我们有一些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被一些庸官折腾得一天不如一天。谁说庸官不是腐败？像褚时建那样的贪官好歹还有个功过可论，而那些庸官除了过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为官一任，半点起色也没有，这就是渎职，就是犯罪。我们的干部评价体制必须改革，必须把一个干部在任时的政绩放在首位，对每一个吃"皇粮"的人实行任期内目标责任制，决不允许庸官误事的现象继续下去。"能干的不听话"，"听话的不能干"，两者之间我们选择什么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我们的事业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混出来的，我们的干部也必须是干事的人。
　　贪官要反，庸官要撤，反腐败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我们工作作风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才能真正成为公正、廉洁、高效的，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队伍，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