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照登

今天，打开邮箱，看到朱先生以下来信。朱先生的信触及我们共和国历史隐痛。此类问题虽然敏感，为当今之极力回避，然历史的教训不应当忘记。

朱先生不知在网页上怎么发文，要求我代为刊出。今遵嘱刊出，以期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记取前车之鉴。

刘先生：您好！

看了您的《青春祭》，让人万分悲痛又万分感慨！您所受的苦难，是在任何“黑暗的旧社会”都不可能发生的。可它却活生生地发生在“站起来的中国人”身边！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左”祸的黑暗与罪恶！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有关方面对此类作品的问世横加阻拦，某些无耻的文人也在美化过去，为“大跃进”和文革唱赞歌。

近两年，我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和文革中“左”风横行，驳斥一些文人的无稽之谈。现将其中一篇反思大跃进的文章发给您，一是征求您的意见，二是请您帮忙把它发在相关网页上，并希望知道相关的操作方法。不知您是否能帮我？

致谢！

                                                             朱建国    2008。6。30。

天灾人祸都是泪

——反思五十年前大跃进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湖北省石首市文汇高级中学 朱建国

大距进的发生，距今整整五十年了。沧桑轮回，人世更迭，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岁月的年轮无法碾去半个世纪前这场人间悲剧给历史烙下的沉重印记。

今年以来，我陆续读到一些回忆、研讨大跃进的文章，专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我获益匪浅。其中，杨奎松先生4月18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强国梦”（以下简称“强国梦”）的短文，尤其令我思绪万千。终于忍不住提起笔来凑个热闹，以期向杨奎松先生及各位专家求教。

大跃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特定时期产生的历史怪胎。它曾和它的孪生弟兄总路线、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而高高飘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大跃进的初衷是企图通过一场运动，实现我国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乃至创造“15年后超过英国”的神话。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中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进入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来”。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梦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疯狂的美梦引来的不是天使和朝阳，而是魔鬼和瘟疫！实践证明，美梦和恶梦有时仅一步之隔；大跃进从构思、发动到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错误的。

大跃进究竟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何等影响？一个基本史实是，大跃进造成全国范围的空前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遗憾的是，五十年来，中国有关方面始终没有公布一个数字。我最近看到一则文字，说是大跃进中饿死了两千多万农民。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我不得而知。而且，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夸大的数字。然而无独有偶，不久前我看到的另一篇文章，却不幸印证了上述结论。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大跃进时期任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是大跃进的权威见证人。文章这样回忆大跃进：

“……农村开始大面积饿死人。有一个大队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我的秘书余德鸿半个月里回淮滨县老家两次，第一次回家埋爷爷奶奶，第二次回家埋父母……我问他村里饿死了多少人，余说他没多出家门，光知道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我当即向地委汇报，可地委却统一口径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

“我被批斗两个月后再次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才被省里安排出来（陪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下去察看情况）。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问，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说，估计在20万到30万之间。其实，中央最后调查结果，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按照此文提供的数据，作最保守的估算，大跃进中饿死的人不是少于两千万而是超过两千万！我震惊了！两千万，对于人间最宝贵的生命，是何等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论这两千万鲜活的生命是死于天灾还是死于人祸，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当年日寇侵华，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同胞惨遭杀戮，让我们生出多少愤怒、多少联想！可那毕竟是在弱肉强食的旧中国。这是人祸！前不久，缅甸发生热带风暴，死了七万多人；最近，中国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死五万五千多人（截至2008年5月23 日）。这是天灾！它们都导致举国震惊、举世撼动，牵动各国政要、各界同胞和联合国！中国更是举全国之力，奋力抢救受困群众、救助灾民。而半个世纪前我们两千万同胞“悄然”离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幸存者和后来人竟平静得不曾在脑海中激起一丝涟漪！这不能不说是件人间奇事！

大跃进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波及世界。大跃进是党内极左思潮的产物，它在实质上所奉行的基本理论如“强硬就是革命、妥协就是‘修正’”、“说大话就是进步、实事求是就是保守”、“全球变色、唯我鲜红”、“‘东风’绝对正确、‘西风’一团漆黑”，等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冷眼乃至仇视。除了置我国几百次“严正警告”于不顾而频繁骚扰我国领空的“美帝国主义”外，苏联、日本、印度、蒙古等陆续与我反目，更不用说台湾的蒋氏政权和西藏的达赖集团了。全世界“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严酷事实，不但没有让我们看到日近孤立的困境而有所清醒，反倒让亿万炎黄子孙一次次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移到北京”感到自豪而引吭高歌。这实在是一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旷世闹剧！

对于上述两点，《强国梦》均作了深刻的分析。文中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饥荒，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到最为孤立的一段时期。其损失之大，无以复加。”

好一个“无以复加”！诚哉，斯言！杨先生说了句大实话！

然而，杨先生肚里的话并没有说完。大跃进还有一个毋庸讳言的重大影响——在精神、思想乃至信仰领域造成空前的混乱。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横行。那同样是“无以复加”啊！

薄一波同志在《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写道：“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可怕的是，这种浮夸不仅仅是几个芝麻官为着入党升官而虚报产量，而是全国动员全民上阵的亿万人民的大吹牛运动，是党的领导和舆论组织、鼓励下的举国上下的政治大赌博。1958年6月8日，河南省的党报率先报导遂平县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上天，6月26日，江西省的党报又报导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起飞。8月，中央的北载河会议给全国1959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提出了高不可攀的指标。10月在西安召开的九省市农业协作会上，竟出现了如此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湖南某地的党报上竟然出现这样的壮丽诗篇：“革命时代放卫星，牲猪日长三十九斤。千斤秤杆打不起，秤砣飞上九霄云。”更有甚者，当天津市新立村放出水稻亩产12．5万斤的特大“卫星”后，有报导说，前来视察的毛泽东对站在沉甸甸的稻穗上的孩子讲：娃娃小心呦，掉下来就不好收拾了。

至今我仍想不明白，那些出生于农村的各级领导，怎么就相信了“水稻亩产十万斤”之类的神话！而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以尊重和捍卫科学为天职的科学家们也加入了吹牛大军。1958年2月，我国一位顶尖级的科学家在大会上说，理想的、极乐的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现在就要考虑进行准备工作，在我国实现呼风唤雨、普遍应用电能等远大理想。北京一所顶尖级大学通过新华社宣布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半个月后，又有报导说该校的科研成果达到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这颗科学“卫星”震动全世界，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该校“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结果是面面相觑、无法收场。而中国农科院和生物学部的科学家们竟然开展了吹牛大竞赛。生物学部认为农科院等单位提出的水稻亩产3万斤等一系列指标太保守，竟然堂而皇之地提出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的宏伟指标。呜呼！健康的学风、纯洁的党风和埋头苦干的科研风，在这些热得烫手的数字前已经荡然无存了！

与浮夸风结伴而行的是命令风。命令风之所以横行无忌，是因其头上高悬着一把巨大的尚方宝剑，那就是阶级斗争。“上面”说要亩产一万斤，你不敢只产九千九；否则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当年任新立村党支部书记的孟繁兴回忆说，当时他们之所以采取虚假手法放一个亩产12．5万斤的“卫星”，实出无奈，因为“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粮食亩产几万、十几万‘高产卫星’的消息，有的上级领导坐不住了，非要我们也放颗卫星不可”。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可以随时命令其社员接受他安排的“革命任务”；若不从，轻者遭至批斗，重者甚至让你“自绝于党”。1960年，刘少奇回到故乡炭子冲，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因对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不满，顺手从练习本上撕了张纸，写了张“反标”，当即就被“民兵”抓起来了（好在刘少奇头脑清醒，不但没有对小学生问罪，反而从他嘴里问出了很多“真话”）。在这里，干群关系完全蜕变为主仆关系，什么“联系群众”、“尊重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对一部分为官者的莫大讽刺。官僚主义名正言顺，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言论自由闻所未闻，依法办事更是天方夜谭。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执政前后的明显变化。完全可以说，大跃进是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褪色的危险尝试！

共产主义曾是亿万人民心中的天堂。然而，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却让天下黎庶不寒而栗！我对此有切肤之痛。1958年底，我祖祖辈辈居住的一栋土墙屋被生产队强行“瓜分”——我们全家被赶到一间正房顶上低矮的木阁楼上生活，而占总面积百分之八十的房间被分给其他几户社员住（他们原来的房屋被生产队“征用”）。至于我家在“土改”分得的山及菜园等，不知什么时候早就公有化了。如此“共产主义”，谁还敢信仰啊！

有人说，大跃进是一场错误的生产运动。此言差矣！大跃进本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它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一次总爆发，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阴影的再现，它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序幕!我以为，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中，政治上最为辉煌闪亮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最黯然失色的是三年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在后一句加上一个“最”，是因为大跃进给国计民生带来的灾难，其面之广，其状之惨，其害之深，其情之烈，其祸之远，超过十年文革。

那么，大跃进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杨奎松先生这篇副标题为“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的文章中，开篇这样写道：“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当然，这还不只毛泽东一个人的梦，它是当时举国上下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这两句话是全文的总纲。其意思有二：1、大跃进其实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个强国梦。2、这强国梦，是举国上下集体雄心的写照。换言之，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搞大跃进。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恰恰恰相反。大跃进自始至终都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在中央，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一批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冒进”（即反“跃进”）。周、陈并因此多次受到严厉批评而一再违心地作检查。刘少奇虽然在大跃进开始时附和过，但很快就醒悟了。他不仅尖锐地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邓子恢则因逆极“左”潮流而动被扣上“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罪名。彭德怀更是因为面对大跃进让广大乡村满目疮痍的惨状而“鼓与呼”遭至头破血流、最终横尸狱中。这些妇孺皆知的史实，难道杨先生充耳不闻？

至于广大的老百姓要求搞大跃进，更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还处于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时期，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他们天天做的梦，是怎样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他们还来不及做强国梦啊！尽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欢呼声也曾让他们激动得泪水盈盈，可每天喝稀饭、吃菜粥的窘境毕竟更加现实。尤其是那些饿死在田头地角的数以万计的农民，他们在咽气前无论“雄心”还是 “雌心”,都是盼望有半碗稀饭喝以苟延残喘。他们会有心情做“强国梦”吗？可能杨先生们当时是饱食终日、心存高远，这做“强国梦”的事，理所当然由杨先生之类的“肉食者”谋之。天下苍生可没有这个福啊！

在此，让我们再一次读读信阳地区前专员的那篇文章，看一看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状况及他们对大跃进的态度。文中这样写道：

“……农村就出现大面积逃荒要饭的现象。地委命令各县市在路口设岗拦堵，说‘外出逃荒是破坏大跃进’。没有外出逃荒的老人在家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群众的锅给砸了。此时，地委反而在全区开展‘反瞒产’，几个县闻风而动，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实际上所谓瞒产的粮食，就是粮圈边上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群众写信到省委，地委让邮局扣压，当时扣压上访信件达12000多封。大多数被转到地、县委‘严肃处理’，结果有的群众被逮捕法办，有的党员被开除党籍……”

充饥无权，要饭无路，告状无门！大跃进把农民剥夺得只剩下一个瘦骨嶙峋、饥肠辘辘、泪眼汪汪的身子（比起死者，他们还是幸运者）！面对此情此景，杨先生怎会有兴趣高弹“强国梦”的雅调！

杨先生把所谓举国上下的“集体雄心”归结为一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写道：“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在1949年赴苏访问之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对经毛泽东提议、中苏签订成立四个合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在此，我不想对杨先生上述危言耸听的神话之真实性加以评说，但我至少认为，杨先生在这里玩了一个移花接木、偷换概念的游戏。我们要问：即便杨先生所言属实，这与七、八年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有何关系？杨先生是否想借此说明，毛泽东本来是不想搞大跃进的，只是由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搞大跃进，甚至有人上街游行，才“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显然，杨先生在极力编造一个举国上下胁迫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神话。这是赤裸裸的强奸民意，这是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这是对饱受大跃进苦难的亿万民众、特别是成为大跃进殉葬品的千万英灵的侮辱！半个世纪前的这场人祸加天灾，曾让天下苍生为食不裹腹而夜半呜咽，为村前屋后饿殍遍野而掩面抽泣，今天，他们还要为莫名的冤屈而泪湿衣襟，为文人们的信口雌黄而含悲九泉！天灾人祸都是泪！为何杨先生开口“雄心”，闭口“奇迹”，说起话来竟是一腔豪气！

也许，喜欢自豪是中国人的一个通性，杨先生焉能例外！三年困难时期，九州大地哀鸿遍野，我们却在自豪地高唱“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我们却在自豪地宣称“初步繁荣昌盛”！我不由得想起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人也遭受过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持续干旱）加人祸（外国武装干涉），苏联从1918年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数千万人濒临饿死，520万人死亡。但苏联人没有自豪，而是老老实实地公布灾情，向国际社会求救。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粮荒已基本消除，并对美国的援助表示感谢。近一个世纪来，苏俄官方从来不说这非常的三年是列宁的“强国梦”，老百姓也从来不提三年中“举国上下集体雄心的写照”！面对我们的邻居如此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不知道杨先生作何感慨！

正视历史需要勇气，而正视历史往往同正视群众紧密相连。我常想，“群众”（或“民众”、“百姓”、“庶民”、“苍生”……）是一个多么微妙的词！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文人们，总喜欢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中。有时，它会被捧上九霄云，戴上诸如“真正的英雄”、“历史创造者”、“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类的桂冠。有时，它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或者象狗一样被一脚踹之门外，甚至剥其皮榨其血以作替罪羊。文革十年浩劫，受苦受难的是亿万群众（包括无辜丢掉性命的万千英灵）。然而，现在的一些文人们（作家、编导等）一提及文革，就把漫天粪水泼向曾占中国人口半数的亿万群众、即“造反派”（包括曾被呼为“万岁”的“红卫兵”），仿佛他们就是文革的发难者。这不，亿万民众明明是大跃进的受害者，可《强国梦》的大笔就这么轻轻一搅，水就浑了——大跃进成了举国上下亿万民众“集体雄心的写照”！“群众”，说到底，至多是块敲门砖或挡箭牌！“上面”总是对的，有错必在“下面”；“上面”有错，“下面”有份；“上面”的瑕疵也是美丽，“下面”的失足就定终身。这就是一部分文人、专家的史学观。可究其本源，只是因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繁殖了太多的病菌，浸透了整个民族的血液。这种“唯上”的史学观，只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上智下愚”的封建统治理论的翻版！

杨奎松先生对“引发大跃进”的“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忧心忡忡。他在文章结尾处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辈：“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甚愚钝，细细品味杨先生的宏论，越读越想越糊涂！我至少有下述困惑：1、这“上升的情况”是指何时何地？是大跃进之前的几年吗？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那几年，我国的经济实力相当薄弱，尖端科学领域几近一片空白，在国际上仍处于受孤立和排挤的地位，我们甚至没有主办过一次重大的国际体育运动会，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尚远未解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穷二白”。何谈“上升”？2、“如果我们……重犯错误……”，这“我们”指谁？指广大群众吗？那意思是否就是，群众发动大跃进犯了错误，再不要重犯了？3、这“过强”是何意思？是民族凝聚力过强，还是什么时候我们曾经骄傲自大、称雄称霸？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大部分时候处于涣散、软弱、受人欺凌的状态，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应为民族凝聚力）不是过强了，而是过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的确开始上升，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1999年5月，美导弹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炸死我三名记者，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可当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央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后，全国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冷静和克制。2001年4月，美机悍然闯入我领空，撞翻我战机并致飞行员王伟同志遇难，全国人民怒发冲冠，可举国上下仍是秩序井然，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通过谈判、交涉等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还有，北京即将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这是“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显著标志。可中国自申办的第一天开始，就鲜明地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着眼“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目标，高举“和谐、友谊、文明、平等”的旗帜，诚待八方来客，信守各项承诺，从未表现出“过强”！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民众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强国梦》为什么硬要给亿万民众扣上一个“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全国人民会答应吗？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近几年，国际上某些右翼势力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的阴风冷雨，杨先生莫不是因此受了点风寒而有点小感冒！要注意调养身体哟，尊敬的先生！

说实话，乍一看到“强国梦”这个标题及其副标题，心里就有一种别扭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强国梦和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啊！诚然，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一生以天下为己任，都有强烈的强国梦；他们之中即便有一些人后来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走向反面，其出发点仍是一个个美丽的梦想。只是，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我们能别开错误的效果去赞美美好的动机吗？或者说，我们能用美好的主观动机去为错误的客观效果作辩解吗？是意识决定存在，还是存在决定意识？相信杨先生比我辈懂得更多。如果把这个话题扯得远一点，历朝历代的领潮流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个强国梦。能否据此写一些诸如“慈禧太后的强国梦”之类的文章吗？你看到过诸如“陈独秀的强国梦”之类的文章吗？再比如，“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十年文革，无一不是源自“强国梦”。杨先生若对此情有独钟，何妨再次挥动大笔，为我辈深刻分析上述斗争。果若如此，我建议先生仍旧这样开头：“文化革命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当然，这还不只毛泽东一个人的梦，它是当时举国上下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我深信，这样的《强国梦》会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

大跃进的成因，历史早有公论；尽管《强国梦》对此有失偏颇，但我无意在此赘述。毛泽东是这样总结大跃进的：“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对于过去的失误，我们无意追究；淡化过去，面向未来。这是我们应取的态度。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原因，都不能把失误当作得意来歌颂，不能把美梦与恶果混为一谈；更不能张冠李戴、偷桃换李。否则，我们将愧对子孙、愧对历史。大跃进给我们最宝贵的教训，不是“强国梦”，而是法治的缺失与民主的沦丧，是对客观规律的漠视与对国情的误读，以及对民生的麻木与对人权的无知。杨先生如果还想写大跃进，请在上述几方面多下笔墨。

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我想起几年前有人这样预言：“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将会影响几代人，“左”的阴影将会长时间伴随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幸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少同志至今还沉迷于在对过去的崇拜和神化中匍匐不前。吃着今天的饭，唱着昨天的歌。这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悲哀。当然，杨先生言必称“强国”，这也是一份难得的感情。谁不企盼强国，谁不愿听“强国”！只是，杨先生若把标题换一个字——把“强国梦”换成“强国泪”，那么，再下笔脑筋就清醒得多了。杨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