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掬初心

作者/刘瑞菊

 

        时光悠悠,童年渐远,茫茫然已人到中年，这段时间突然堕入怀旧的情绪中，可记忆如风中的树叶在飘零和远去。在那贫苦的七十年代，大人们迫于生活压力埋头田地，对孩子们的管理粗放而武断，谁会在意孩子们那小小的悲伤和欢乐呢。只是无论当时哪种刻骨铭心的感受，都会被时光推移得逐渐模糊。于是我试着捡起的那些片段记下来，以做为对童年地纪念。
        记忆中，好象从没穿过新衣服，都是大姐穿不上了给二姐，我再穿二姐的更旧的衣服。大姐大我十二岁，冬天的一件偏襟棉袄，穿到我这襟和主体已是不同的布缝在一起，底色发白，花色也分辨不清，下巴底下那块常被口水浸得硬梆梆的。直到高中毕业，除了春节会添一件罩衫，就这么穿着旧衣服长大了。当时过年流传的口头禅是：妞要花，孩儿要炮，老头儿要个黑毡帽。花也就是在小辫子上扎朵花是女孩子新年最大的愿望。当然童年的生活是挺丰富的：推铁圈，踢踺子，捉迷藏，放学路上用树枝扎一串落叶回家喂羊。秋天来了，用玉米包衣编成跳绳，晚上拿着茶缸和手电筒去捉罗锅；冬天，我们常常用碎布拼接成漂亮的图案做成沙包，还会把棉花抽捻成线，染上各种颜色织成保暖拙朴的棉袜和手套。那时电视机很少，更没有电脑，但不影响童年的缤纷和美好。就是几里远的村搭台唱戏，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跑去看也是非常新奇快乐的事情。
        当然，参加农活劳动也是童年的必修课。记得有次去一公里远的责任田给红薯施肥，本来的分工是父亲为红薯锄穴，我丢肥料，哥埋穴。那时我七岁，二哥大我四岁，哥拉着架子车，我坐在车上，半路上他拐弯开了个小差，到田地时父亲等的已怒不可遏，他掂起锄头向我挥来，我显然被吓坏了，边后退边哭边叫爸爸，惊慌失措中把他从家里带来的一大茶缸温开水踢翻，这更加剧了他的恼怒，后来的情况已记不清，可能恐惧多于疼痛吧。那件事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能释怀，有次我问哥哥：去地晚分明是因为你的原因，为什么挨打得是我？哥哥淡淡地说：重男轻女呗。一句话说得我泪奔。再后来这些都成了生活的佐料，有次我向父亲提起这事，他说早不记得啦。

        再大一点，一些农活象收庄稼、打农药，给瓜秧、棉花整枝打杈都是必须的技能。除了地里的农活，也挑水做饭，真正是家里的小帮手。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秋天妗奶去世，父母闻讯后立即去奔丧，还是只有我和二哥在家，晚上我们村几户雇的一辆运送西瓜的东风货车停在了街上，大家陆陆续续把自家的西瓜装上车，我和哥哥也把家里的十袋西瓜抬上车，并不加思索地跟着他们一起坐上车厢，一路向西驶向郑州，也开启了兄妹俩第一次独立卖瓜的行程。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中途下起了大雨，大家用一大顶塑料撑在头上，仍然是俏皮话不断。到了郑州西郊，已是深夜，我们把瓜卸下来码成堆，凉席铺在地上，床单一裹，睡不着就看黑暗的天空，对周围嗡嗡的蚊子好象没什么反应，当时的免疫力也确实强吧。第二天一早就开秤了，我和二哥的力气小，卖一个就用秤钩着，卖一袋就在秤上穿个棍子，我俩用肩膀扛起来，二哥把称，一毛钱一斤。随着外相好的西瓜逐渐变少，价格也随着八分七分的回落。我不识秤，就帮人家往楼上抬瓜，如果正好看到人家的穿衣镜，就停下擦把汗，捋一下刘海儿，照下镜子，那么大的镜子，真漂亮。我们摊子后面的磨面房老板嫌我们影响他的生意，不时的就会赶我们，大人们就送上几个西瓜讲情，最终没轰我们走。到第三天下午，我家的瓜只剩二百斤左右的又小又丑的西瓜了，有个贩卖水果的阿姨热情地帮我们卖了一些，其余的五分钱一斤全部收了。我们这个高兴啊，最后一数钱十袋瓜共卖了整整四十块。

        那个年代，四十块钱也是巨款呢。现在想起阿姨帮助的那一幕，感激而又惭愧，也许她看到两个孩子在烈日下地忙碌，母爱地泛起让她主动帮忙，可好象我俩竟没说一句感谢的话，可能当时思维简单，没考虑她这么做的原因，而且农村的孩子朴实有余，表达能力不足吧。回来时，我们坐上公交，因没座位，就铺了条编织袋，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舒舒服服地到了县城，再徒步七八公里到家。到门口时听到父母正在争吵，母亲坚决要求父亲去郑州找我们，父亲说，郑州这么大，我去哪找他们啊。那个年代真的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看到我俩突然平安地归来，父母高兴的不得了。
        小时候那么单纯，有过上清华的梦想，有过当英雄的冲动。现实中当无端遭到父母的呵斥打骂后，也萌生过从楼上跳下来让他们感受失去女儿的痛苦的极端想法；当家里贫穷的供不起上学准备辍学时，也想过要扎根农村当个农业科学家。最终一路上还是磕磕绊绊的顺着常规的道路走来了，升学、就业、结婚、照顾老人和孩子，被时光和潮流裹挟着着不停地向前推动。童年的稚嫩，少年的青涩，青年的奋斗，中年的从容，构成了一撇一捺的人字的背影。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更感受到，人生经历也是一笔财富，承受得越多，也更加坚强和柔韧，也更加感恩亲情，感恩社会！